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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

202001月05日

杨伟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

2016年以来,西南交大在探索职务发明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对180多项科研成果进行确权,创办了20多家高科技公司。如果这项改革在全国推开,将极大促进我国存量专利的加速转化,涌现出成千上万家有“硬科技”的科创型企业。四川探索职务发明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通道,被国务院作为第六次大督查作为先进经验给予了表扬。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新闻稿中7次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是3处。为什么讲这么多,因为有一个基本判断,目前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后两个问题都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不是靠逆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能解决的。我讲几点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需要持续用力的任务。

五是房地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这样一个标题下阐述房地产问题的,进一步突出了住房的居住属性和民生属性。我国的住房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总量不足,转化为结构性供给不足。房地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同时,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这都是要求增加住房短缺城市的住房供给。(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此文为作者在2019-2020中国经济年会上的演讲全文)

扩消费是因为中国传统产业还有极大的市场空间。目前的问题是受到消费力制约,2018年89种工业品中有64%比2007年以来的峰值减产,这是制造业增长下行的主要原因,并带来整个经济的减速。但仔细分析,只有煤炭达到了物理性消费峰值,2013年是消费和产量的峰值。还有少数产品是被新产品替代了,但绝大多数产品没有达到消费峰值。

一是农业。今年农产品供给出现了新情况,主要是猪肉产能严重下滑。明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就是恢复生猪生产。怎么做呢,要推动养猪的规模化、清洁化、循环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曾专题部署过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我国一年畜禽养殖的粪污有39亿吨,如果利用了,就是一大笔创造财富的资源,如果直排就是污染。要大力支持养猪企业拉长产业链,用猪粪生产沼气并提纯为生物天然气。在技术上没有太大问题,就是用德国设备成本高一点,高于政府补贴后的居民用气价格,如果每立方米补助1元钱,就可以弥补生产生物天然气的成本,投资就有回报了。目前中央政府对此是有补助的,如沼气发电是有补助的,生产天然气,也应该有补助。这就会有力带动养猪及其生物天然气投资,有利于促进养猪场加快建设,有利于解决养猪污染问题,有利于增加我国最短缺的天然气的供给,还可以在生物天然气生产销售中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调动地方积极性。企业拉长了产业链,不仅卖猪肉,也卖天然气,收益也会提高。所以,明年各地在重建养猪场的过程中,应该一体化部署。有关部门的补贴,应该转向直接补贴企业。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开始实施,2017年见到成效,经济增长6.8%,比2016年提高0.1个百分点,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增长是有效的。

最近几年,工业品的价格经常是负的,金融产品的价格是相对刚性的,实际利率上涨。所以,目前实体经济利润率很低,金融业利润率很高。当然,这不全是金融部门的问题。但大家不再愿意投资实体了,都想挤进金融业。2005年至2017年,金融业法人单位增加了4倍,房地产增加了3.3倍、制造业增加1倍。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是制造业。要通过去僵尸去落后产能和通过扩消费扩优质产能的两手抓,深入推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僵尸企业的危害之一是占用大量信贷资源,每年新增贷款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用于借新还旧,只有银行有好处,得到了利息,但增加了全社会融资成本,减少了用于新经济活动的信贷资源,没有增加任何社会财富。现在已经处置了一批僵尸企业,但债务并没有相应完全化解。所以,巩固去产能的成果,主要应该是通过去僵尸去产能,不再界定哪些行业应该去产能,各行各业的僵尸企业,都是应该去除的落后产能。

三是科技。推进科技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重点是转化,关键是产权,即职务发明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到底是谁的?一项科研成果,本来就是出资人和发明人共同创造的,是资金和科技人员的大脑共同创造的,出资人和研发人理应共享科研成果。美国科技创新之所以走在全球前列,我以为,一个因素是1980年美国修改了拜杜法案,将国家出资科研项目的“谁出资谁拥有”改为“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科研成果转化速度和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四是金融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12年,金融业增加值从2007年的1.5万亿增加到2018年6.9万亿,12年“翻两番”,成为仅次于工业、商业的中国第三大的产业,超过了农业、建筑业。问题在于,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情况下,金融业增加值的大幅增加,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是高工资、高利润,但对负债的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而言,就是成本,就是负担。银行业的增加值规模越大、增长越快,意味着居民、企业的负担越重、负担增加越快。

所以,激发消费,产量才能增加,经济才能止跌。消费增长减速的原因很多,但与高房价、高房贷有关。据社科院分析,2018年我国居民还本付息金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2013年的消费率,即城镇居民消费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69.8%,2018年降到了66.5%,下降3.3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居民每月必须拿出一部分收入去还贷。所以,扩大消费,应该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降低,以缓解居民房贷压力。